原创 北大青年 北大青年全文共4326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
本报记者
张芷涵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9级本科生
疫情期间的宅家生活略显无聊，但有趣的灵魂们往往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朋友圈”成了大型“奇技淫巧”展示空间：他们摁下了快门，她学起了二外，而他则练出了腹肌。有人以打发时间为由重拾起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竟为自己开拓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之前，他们这样说明自己的身份：大学生。
也许不久之后，他们可以这样介绍自己：大学生/音乐博主/程序猿/写手/摄影师/烘培高手。
他们将不满足于自己的履历表上只有一个身份，不满足单一职业和身份的束缚，而是想要选择一种能够拥有多重职业和多重身份的多元生活，由此成为一名光荣的“斜杠青年”。
“斜杠”一词来源于英文“Slash”， 这个概念出自2007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Marci Alboher写的一本书《One Person / Multiple Careers》。Marci的本意是激励人们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机遇，彻底跳出朝九晚五的桎梏，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一种新的可能性。可实际上，在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早已出现了许多跨界牛人，他们从事着各种有趣的副业，并且小有成就，只不过往往被他们“主业”的光辉所掩盖。下面，让我们用这篇姿势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些著名的“斜杠青年”吧。
不擅长平面设计的作家不是好的时尚达人
首先来谈一谈和北京大学关系密切的鲁迅先生。北京大学、《新青年》与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个关键词，在我国的历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鲁迅先生也曾在北大国文系（现北大中文系）担任讲师，他浓重的浙江口音与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话语给当时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一提到鲁迅先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文坛先声？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弃医从文拯救愚昧思想的民主战士？
这些答案都没有错，但你可能不知道，鲁迅先生其实不只是个“码字工”，还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设计师。我们每天都见到的北大校徽，就是由鲁迅先生1917年8月的设计稿丰富发展而来的。
191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校徽设计好后，鲁迅在当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下：“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他设计的北大校徽形似瓦当，简洁的轮廓富有现代感。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同时，“北大”二字的图样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除了校徽，鲁迅先生还设计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徽，以及一系列封面和插画。在他的封面设计作品中，以花式字体、传统纹样（如汉代石刻、铜器、印章图案）、拼贴和留白为特色的现代风格尤其突出。他在那个没有PS技术的年代，鲁迅先生凭借自己的美学功底，创作出了不输现代的经典之作。
除了擅长平面设计以外，鲁迅先生还是一位走在时尚前沿的民国“穿搭博主”。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里提到，鲁迅当年批评过她的搭配，并提点道：“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足以见得鲁迅先生对服装搭配颇有心得。
他会自己设计简单又新潮的中山装式马夹大衣，也会大胆尝试叠穿法：在渔夫开衫里面搭配深V领毛衣，内搭立领衬衫，特别“心机”地将里面的毛衣扎进裤子里，配上锃亮的皮带。这样一来既突出了腰际线，又拉长了腿部线条，往那儿随意一站，左手叉腰、浅浅微笑，此刻的先生魅力四射。穿着这身衣服，再来一场“绍兴回旋”——
“每次鲁迅来我家，总是一进门就轻快的在地板上转圈，打旋子。”（杂文家唐弢）
可以说是非常潇洒了。
△左图：右2穿着立领学堂装，把手揣进裤兜的就是鲁迅。
右图：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他在杭州教书时，仍旧着学生制服……记得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
△1926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情书里汇报到：“背心已穿在小衬衫外，很暖。”
驰名文坛的夜市寻宝专家
像鲁迅先生一样对服饰有别出心裁的研究的文学家，还有沈从文。
你或许记得他的《边城》——天真活泼的翠翠、朴实而倔强的爷爷，当然还有俊美的“岳云”傩送。沈从文用他的笔墨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至真至善至美的田园牧歌景象，但随着大老死去、白塔坍塌、爷爷去世、傩送出走，完美的桃源图画被撕开一道裂缝，让我们一窥这个乌托邦的宿命悲剧，看到作家塑造的理想人格自身无法克服的悲剧性。这篇中篇小说成了沈从文名气最大的著作，以至于我们常常忽视他作为历史文物研究者的身份。他是一位中国服饰研究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个古玩爱好者。
在服装研究领域，沈从文与鲁迅不同。鲁迅是时代的弄潮儿，种种时尚搭配令我们眼前一亮；而沈从文是文物领域的躬耕者，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服饰，著作代表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中国服饰史》。说来有趣，民国时期的各路文豪，纷纷从“古代中国”里一夜醒来，开始浩浩荡荡的修史历程，但谁都没想到服饰也应该有本专门的史书来整理。所以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虽然修于建国后，却是实实在在地填补了一项极大的空白。
沈先生对文物研究有着简单纯朴的热爱，说起这些文物时的模样十分热情天真，他的弟子汪曾祺称他的文物研究为“抒情考古学”：
某次先生看到一个类似楚俑的木偶，一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连同袖子）是黑色，一半是红的；下装正好相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黑的。他激动不已，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由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儿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镇了！”
沈先生喜欢古物，自然喜欢到古玩市场上转转。他可是个 “夜市寻宝”专家，居住北京的时候，只要身边有钱，总到琉璃厂购置“古董”以收藏。他长期居住北平，养成了偏爱收藏古瓷，特别是瓷盆、瓷碟的爱好，所藏明、清两代的瓷盆多达数十个。
1938年，他到了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第一次逛文明街夜市，就在一个摊子上发现了一只瓷碟。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康熙年间出窑的青花瓷，碟子成套，有八只，总名《八骏图》。摊主索价10元，对当时的公教人员来说，这是笔不小的数目，但沈先生二话不说，照付了。递出去国币10元才发现，摊主索要的是旧滇币10元。沈先生的薪水领的是国币，和旧滇币的兑换是1：10。
在夜市上，硃漆描花的分格缅盆也引起沈先生的兴趣，只要碰到，就买下来。他们小摊“掘宝”，乐此不疲。他的“掘宝”工作屡有收获，大大小小的缅盆和瓷器陆续买到不少，《八骏图》瓷碟又收到两只。不久因物价腾涨、货币统一，才停止了逛夜市。
会写戏剧的北大物理学主任
和鲁迅、沈从文一样有着作家身份的，还有剧作家、文学家丁西林。他的代表作有《一只马蜂》《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归来》等，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
不过，与鲁迅先生和沈从文先生不大相同，物理是丁西林先生的“正业”，而文学只是“副业”。1914年，他到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回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在1924-1926年期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在这期间，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到系执教，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称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建设物理实验室，亲自编写六十多个实验讲义以为倡导，还亲自审阅学生的实验报告，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正是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一吻之恋”“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了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他的独幕喜剧堪称喜剧领域中的上乘之作，代表了中国“五四”以来话剧在喜剧创作方面的成果。
此外，丁西林还对汉字改革颇有研究，著有相关专著《笔画音标》。1954年，丁西林被任命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指导汉字简化方案的编写。他提出的“笔形查字法”现已被《计算机中文信息笔形编码法》所吸收，五笔软件中之所以把“木、丁、西”这三个字放在S键这一并不符合字根规则的键上，也是为了记念丁西林。
可以说，丁西林是一位把创作当做“副业”的业余作家，但却取得了比部分专职作家更为突出的艺术成就，这也往往让我们忽视了他在物理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
同样是文理兼才的还有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
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回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授、系主任，同时还担任过北京大学评议会的评议员和理学院的庶务主任，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为中国石油的勘探和开发、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都做出过重大贡献。
李四光先生不仅是地理上的天才，还是音乐上的天才。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就是李四光所作。当年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国际上列强的明争暗斗也未休止。在国外苦读七年，很快就要返回苦难深重的国土，他深知国内地上地下都布满了看不见的黑洞，在法国巴黎停留的间歇，他以小提琴独奏曲的形式抒发自己的心情，写下了《行路难》。
另一位有同样爱好的科学家是袁隆平。2001年一次科学界组织的文艺晚会上，袁老就拉起了这首《行路难》。他曾在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写道：
1957年前，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编者按：指安江），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一曲《行路难》，道尽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的苦难与挫折。科研之路注定艰难且孤寂，但总有一天，“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经历过这样一段岁月的人，才会对那种艰辛与拼搏有着更深刻的共鸣吧。
我们今天看鲁迅、沈从文、丁西林，总会集中在其文学地位；谈起李四光、袁隆平，也往往第一反应是了不起的科学家。这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他们的成就，因为他们也是设计大师鲁迅、寻宝专家沈从文、物理系主任丁西林和小提琴爱好者李四光与袁隆平。
标签化不免使得原本立体的人物形象变得扁平，这些历史赋予名家们的标签也难以全面地定义他们留给后世的价值。当对他们多了解一件趣事，一个身份时，就会多一份敬佩，多一丝力量。
这些跨界牛人的存在，不断激励着我们去发展自己的爱好，在干好主业的基础上拓展自己的副业。所以，再次拿起你积灰的相机，找出那本崭新的《标准日本语》，擦擦在床底下沉睡已久的瑜伽垫，也成为一名优秀的“斜杠青年”吧！
参考资料
[1] 《老北大》编辑组.《老北大》[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2]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三联书店,2014
[3] 鲁迅.鲁迅日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4] 刘宜庆.西南联大生活录[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
[5] 孙庆升.丁西林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6] 岭.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出于李四光手笔[J].音乐艺术,1992(04):10
微信编辑｜沈博妍
阅读原文